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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錦華：印象樂黛云先生

時間：2023-07-27 來源：瀏覽：

作者|戴錦華：印象樂黛云先生

北大博雅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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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本文摘自樂黛云等著的《樂黛云學術敘錄》。作者戴錦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別研究。

當人們借比較文學而仰望歐美、追隨西方之時，樂黛云先生在這處高地上，矚目的是中國的文化與詩學傳統(tǒng)，她思考它們與學術的落點，是將中國思想帶往世界。樂先生深深地內在于、代表著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覺地嘗試超越其上，在她逾不惑再起步的學術生涯里，有著尋覓、發(fā)現(xiàn)、建構、確立現(xiàn)代中國文化主體的高度自覺。

在中國，大概沒有哪個人文學科的建立，曾如比較文學那般起始分明、風生水起；或如比較文學那樣，挾攜著、銘寫著一個時代的夢想與欲求，同時反身書寫、形塑著自己的時代。

一個激情盈溢的年代，一段悲情對決的歲月，一份因理想而青春勃發(fā)的記憶。那時節(jié)，西來且新鮮的“比較文學”，便如同某種時代的微型肖像與文化印鑒。

在我個人的經歷與體認中，我對比較文學的認知、國際視野中的比較和差異意識、我與這一學科豐厚而稀薄的聯(lián)系，都系于一個人——樂黛云先生。事實上，這也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上的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記憶中，比較文學的旗幟重疊著樂先生的名字，她不僅是中國這一學科的奠基人與確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學養(yǎng)、氣度、胸襟、精神氣質與人格魅力召喚著、集聚著人們對新學科、新思想、新理論與“走向世界”的熱望和實踐。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的求學歲月，在彼時的北大，樂先生于我，于我的同學們，是一則“傳奇”、一個偶像。那時的北大課堂里突然多了一些新鮮卻滄桑的面孔，幾乎成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悲情與激情的標識形象。樂老師則不然。當她再次出現(xiàn)在文學課堂上，迸發(fā)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驟然噴發(fā)的意氣與才情。要很久以后，她傳奇般的青年時代，她的落難，她和湯先生間的世紀愛情……才會在學院內外流傳。在樂老師的課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聽她以尼采哲學的視野讀茅盾，“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如此強烈且鮮活地洞穿了茅盾筆下的或激進或頹廢的青年形象；“大革命”時代的“動搖、幻滅、追求”，在西來的光束下，陡然呈現(xiàn)了迥異的色調與意蘊。在神采飛揚的講述間，樂老師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輕，她間或遺忘了那潑灑在田間、牛棚、鍋爐房、那無望中的光陰。不久后，這位令我們這些年少輕狂、桀驁不馴的學生折服的“新”老師暫且離開了我們的視野；那時，沒多少人知道，樂老師是最早接受美方學術邀請、負笈大洋彼岸的中國人文學者。及至她與湯先生相偕歸來之時，她已然成了校園偶像。

猶記彼時宿舍里熄燈后的傾談。樂老師是其中的主角。其時，帶著激情和饑渴、羨慕（些許嫉妒），同學們談得最多的，是與樂老師伉儷同回的物品，不是當年的令人羨慕的“歸國人員”特權物：日本電器，而是十幾箱書——國外最新學術著作！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我們的心中，那不啻是一座阿里巴巴的神秘寶藏。再以后，同學中的勇敢者登門求教，為師長熱情接納，便儼然成了樂老師的座上客。傾談里多了親歷者的細節(jié)：樂老師的豪爽，湯老師的儒雅，那一對出色的兒女；樂老師家獨有的“壁紙”：四壁上頂天立地的書柜，滿滿的古籍與新書。新年夜，樂老師開門納客，賓客如云，其中不乏師者，但多有學生。親歷者特別描繪了屋中的一道風景：十字拉起的掛繩上密密匝匝地懸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美賀卡。師生們一起包餃子、度新年……我不在其中。那時，對我所傾慕和折服的人或事，我只會遠遠地注視，默默地關注和傾聽，不愿近前半步，生怕唐突、褻瀆，生怕被拒絕或輕看。

漸漸地，樂老師不再僅僅是北大校園中的一個身影、學生們口中一個口耳相傳的故事，而且是20世紀80年代幕啟時分最響亮的名字之一，而且這個名字與一個悄然舶來、漸次耀眼的學科之名重疊在一起：比較文學。我似懂非懂、知之不詳?shù)伢w認到：那是全新的學科與方法，那是豁然洞開的視野與路徑，那是新的可能與未來；甚至，那就是新的十年、新的時代的號角和召喚。悄然清晰起來的是，比較文學不僅關乎文學，更是在重新校訂中國的位置。那是大學、人文學科自覺的更生與重建。我可以想見樂老師當時所置身的風云際會之處，所肩負的重壓與沖擊。她事實上樹立并執(zhí)掌著“比較文學”這面旗幟，至誠、謙和地站在前輩至尊的后面，積聚起那時節(jié)無數(shù)激情張揚的一代青年學子。一個學科的建立。一個時代的開啟。及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已在樂老師麾下，西渡大洋彼岸，才購到樂老師赴美時出版的自傳。捧讀之時，那題名To the Storm，顯映出更長的時段，更豐滿的意味——樂老師的一生充滿了疾風暴雨，但她始終并非受困或失陷，而是迎向風暴。那時節(jié)，比較文學是一方沃土，一隙藍天；繼而是一場悄然的颶風；到它成就為一處異常熱烈的論域，最終成就為一個全新的學科，它已在樂老師的預期與自覺之間，改寫了中國文學的地形圖。作為暴風雨時代的女兒，樂老師始終保持著批判、自我批判的犀利、銳敏與勇氣，因此絕不會陷囿于“國學”“國故”的窠臼。于我，于我的時代，樂老師一邊不斷拓寬、延展著理論，尤其是西方新銳理論的天際線；一邊在廣闊的國際視野中展示、開啟著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博大精深的寶藏。

彼時，我也于懵懂之中熱切地向往著“比較文學”。然而畢業(yè)了，我終于與比較文學擦肩而過，無可選擇地去了電影學院任教。但我學術生涯的起步、立足之初，仍是受惠于樂老師，于她也許是無心之舉的點撥。我將結束學生生活時，樂老師第N次訪美歸來，在辦公樓禮堂講座。人頭攢動，一立足之地難求。我早早到場，也只得有幸跨在窗臺上聽講。那次，老師講“西方新思潮”，洋洋灑灑間論及“結構主義”，寥寥數(shù)語清晰勾勒出這個其時聞所未聞的“主義”。那是我與結構主義的首度相遇。驚聞之時，若有所得。依著老師的路標，我在彼時新理論的熱絡與荒蕪中搜尋著結構主義的斷編殘簡、只言片語，自那里啟程我電影學術生涯，自那里理解了為師者的意義和快樂。就是這樣，樂老師出演著時代的啟門者。在彼時狹小卻珍稀的一隙間，歐美世界悄然涌入，中國正起步登場。她獲知、她指認、她引領、她助推。她呼喚風暴，也細雨潤物。

樂黛云與洪子誠、戴錦華在北大靜園二院合影

到我得以面對面結識樂老師之時，比較文學已蔚然成壯觀。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歷經艱辛，開始確立。中國文化書院揭幕，我曾是無數(shù)學生中的無名的自費學員。在臺下聽樂先生、湯先生及列位“武林至尊”侃侃而談，真是人生快事。那時，樂老師麾下騎著自行車、奔走在北京的長街短巷中的各類青年志愿者，如今早已是各大學、各學科的領頭羊。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不僅是其時最壯大的學術團體，而且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理論、新學科的發(fā)祥地與庇護所。今天，已很難想象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可以具有那樣的體量和影響：不僅擁有數(shù)千會眾，而且下轄百余個二級學會；中國之“緬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學派”——意指跨學科、理論建構與批判的功能和角色，是其時人們對樂老師的團隊、對學會的期許。這一切，固然是那個特定時代的奇跡，但無疑清晰刻寫著樂老師的人格魅力與個性特征。如今，我身歷半個世紀，不能說閱人無數(shù)，也可說交往頗廣，但樂老師的胸襟、氣量、風度與膽識，仍是我至今所未見的?！昂投煌保侨藗冎g或掛在嘴邊的說法或引用，但作為一種可望難及的境界，卻是樂老師為人、治學的根本。樂老師自己做人坦坦蕩蕩、毫不茍且，但待人、用人卻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絕無苛求。因此，麾下諸眾，千人千面，路數(shù)所思各異，卻能一呼百應。此間，偌大舞臺的臺上臺下，固然少不了明槍暗箭、明攻暗算，樂老師自也免不了“中招”；也見過她憤懣、無奈，但永遠只是一瞬，揮之而去，從不掛心。自彼時至今日，樂老師一以貫之的，便是傾全力知人善任、珍愛人才、提攜后進。不僅我輩，及至我輩之弟子，樂老師幾乎是有求必應，助之不遺余力。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自己正和年輕的朋友們一道在電影學這片昔日中國學術的處女地上撒歡兒。經由身邊年輕朋友的自薦，樂老師開始關注我們這個團體及我們狂妄而微末的努力，自那時起，我、我們也成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追隨者。記得第一次應樂老師親自邀請參加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年會。我等一干人慣于電影圈的無行，短褲T恤地闖去會場，驚見到人群環(huán)繞之間我所未曾得見的樂老師一襲長裙，與談者亦頗有衣香鬢影、優(yōu)雅鴻儒之像。我輩頓覺自慚，落荒而逃。幸而又幸的是，我居然在街邊買到了裙裝，盡管不甚雅致，但勉強配上了盛會的氛圍。此間另一則記憶猶新的花絮，是與眾友坐等開幕式之時，仰望主席臺上黑壓壓地滿坐男性學者。但見樂老師與饒芃子老師相偕登臺，從容坐上主位。輪到我斗嘴：“女人無須多，坐中間就是了。”一干女學者樂不可支，強忍笑聲。猶清晰記得老師的開幕致辭，在中西古今的坐標框架內，再度言說中國、圖繪世界。其間的問題意識與張力，其間的文采與情感，至今仍不時縈回。

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們身處的時代將陡然落幕，一個全新的“世紀”行將開啟；那時我還無從想象，我將在新“世紀”舍棄我深愛的電影學院，追隨在老師的左右，由此揭開我個人生命全新的一頁；那時我還尚未認可：老師——樂先生，將是我畢生仰望、難于抵達的高山。

80年代，90年代，幕落幕起之間，是一個世紀的終結。在那份密集、滯重里，身邊的人們紛紛出國，一時間風流云散。80年代鋪陳開的那個巨大而熱絡的舞臺陡然一片寂寥。此時，樂老師卻與湯先生相偕歸國。我與友人結伴去拜望。問及老師，老師仍笑得爽朗：“人文學者，不想滯留國外。多少人勸，我們還是決定回?！边@件事對那時關于去留問題心猿意馬的我來說，那種感受與其說是震動，不如說是漾起暖意的感悟：何謂承擔，何謂勇者，何謂抉擇……

1990年，在種種的不確定之間，少數(shù)快樂的時刻之一，是樂老師親口邀我回母校講課——站上母校的講臺，大約是每個大學生，尤其是北大學生最熱切而隱秘的心愿吧。電影課，在南門旁的電教樓上，于我，更是意外之喜。樂老師大約不知的是，她的邀約，不只為我圓夢，也滿足了我內心狂悖的奢望。至今，我仍清晰記得那一天，中午時分暴雨如注，上課前卻已是濃云褪盡，碧空如洗。我興奮卻忐忑地走上階梯教室的講臺時，竟看到樂老師滿面笑容地坐在第一排。那時刻涌起的感動、狂喜與恐慌，宛如昨日。如今，我也已過知天命之年，晚輩弟子也多有教授、副教授。我盡管也自視提攜后進，稱“扶上馬送一程”，卻從未能如老師這般禮賢下士、親力親為。況且彼時的樂老師是何等身份，而我卻只是來自電影學院的一個無名小講師……

為了這個時刻，也為了與樂老師最新招聘的人文科系的第一個旅美歸來的博士張京媛的友情，我與樂老師的交往開始綿密。竊以為這已是我與北大的圓滿的故事。但不久，京媛告知了老師有邀我調往比較所任教的意向。初聞時的大喜，不可為外人道的、躍躍欲出的虛榮滿足，自不待言；但心底坦言，我卻幾乎沒有真正考量老師的提議。那是由于一則我自視于電影學院根扎已深；二則是對電影早已一往情深；而彼時彼地，電影人自成一“國”，觀片談影，均是“電影國”公民特權，其身份獲取難于入籍美利堅；而我自恃已“綠卡變公民”，要舍棄萬萬不能，縱是母校也不予考慮。在百般無助與辛酸之間，京媛轉告了樂老師的再次邀約，并加上她的即興發(fā)揮：趕快決定！你以為你是誰？樂老師攥著大把求職的洋博士、土博士，等你三年了……某夜，淚流面滿地自為流沙掩埋的噩夢中驚醒之后，我痛下了決心。盡管做好了雞頭鳳尾、從零開始的準備，但仍向樂老師盡言我的顧慮：北大廟高神多，水靜流深，盤根錯節(jié)，而我才疏學淺、粗狂散漫……老師一一作答，耐心開解的同時竟給出承諾：只管專心教學科研。

1997年，我以37歲的“幼齒”，本科畢業(yè)的學歷，獲取了北京大學的教授資格。為此，樂老師殫精竭慮，盡管我近旁，遍是東洋、西洋博士的競爭。甚至當我在學術委員會以高票，而非全票通過時，樂老師竟怒而拍案。日后憶起這一幕，湯先生笑而嘆息：你幾時成熟??？不錯，返歸母校，我是樂老師的“愛將”，但比較所全體諸君哪個不是？身為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副主席，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主席，在授課與寫作之間，在極度密集的國際學術會議、國際互訪之間，樂老師永遠精神矍鑠、舉重若輕地為我們料理著原本應當事人自理的一切。

是的，1993年夏天，懷著喜憂參半的心情，一如別去之時，我再次跨入當時北京大學五院背后的半截矮墻，返回母校任教，成為樂老師麾下的一員。

的確，在樂老師身邊，深切知曉先生的“不成熟”。歷經坎坷、叛賣，先生始終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她始終打開著她的房門，開敞了她的心，接納所有仰慕、投奔而來的人，援手于所有落難、困窘的人—所有的同行、同事，所有的年輕人，甚至北大校園內比比皆是、我輩不屑一顧的各種流連者。她拒絕去分辨他們懷抱的動機、他們大大小小的私欲與圖謀，只要他們有幾分長處，有些許向學、向好之心足矣。我等也敢在老師面前打趣她的，便是她對哪怕最通俗版本的“苦情戲”“悲情牌”的免疫力缺失。于是，對上門求教、求告者，樂老師贈書作序、貼補送物，傾己所有，從不推拒。正是這種“不拒絕”，讓茶余飯后多了種種的受騙上當?shù)男φ?，乃至農夫和蛇的故事。但直到某日，我才真正認識到，這絕非書生、學人的意氣天真，這是我永遠只能仰視的胸襟，這是大時代之女特有的高尚，這是成大事，而非蠅營狗茍、追逐小利者的品格。那一日，樂老師把我喚到家中，耳提面命地告知“知人”與“用人”的區(qū)別，直指我自恃“知人”而難于容人、不懂“用人”的死穴。她娓娓道來、鞭辟入里，眾生相、人世情，纖毫畢現(xiàn)、洞若觀火。我在無地自容間頓然了悟了自己的狹隘粗狂，獲知了先生的睿智氣度。她無不知，但無不容，用人不疑，以此成大事。赤子之心，不謂天真，只謂至誠。為了文化的事業(yè)——中國的、世界的，她只是在真正踐行著“和而不同”的哲學理念、“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我記得那時的自慚。是啊，遭遇天堂到地獄的墜落，歷經23年煉獄的羈押，以先生之閱歷、之智慧，豈可……但先生確有“弱點”：世事滄桑，但她始終無法對不公不動容、對不義不發(fā)聲，始終無法無視弱者的訴求。

不時有人問及我的師傳，我便回答，野狐禪，談不到師傳。那是實話。但我在人前，在心底，會在最虔誠、最素樸的意義上，稱樂先生為老師。不曾有幸入室，習先生學貫中西的淵博，但私心里畢生奉之為精神領袖與導師。面對眾人，我會說樂老師是我的“偶像”，但一個老舊的字眼遠為真實：那是我生命的“榜樣”。

始終，仍然，踏在樂老師的腳印上……仍在追隨與追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