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加入浙江大學，歷任訪問學者、社會學系學科建設首席專家、社會學系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等多個職務后，不久前，趙鼎新離開了浙大社會學系系主任的崗位。此后，他又辭去了所有和浙大社會學系有關的職務，此舉引發(fā)了學界的普遍關注。

在加盟浙大前，趙鼎新長期在世界社會學研究的頂尖學府——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對國內的學術研究現(xiàn)狀尚無深刻了解。海歸10年的經歷給了他一個新的觀察窗口。對于目前的國內學術生態(tài)，他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領域，我們國內的學術研究依然缺乏一種專業(yè)感?！苯邮堋吨袊茖W報》采訪時，趙鼎新說。

記者： 在浙江大學主持社會學學科重建工作的這些年，你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趙鼎新： 這些年我的收獲還是很多的。

相較于其他學科，社會學在國內起步并不算晚，民國時期就有很大的發(fā)展，但社會學的學科復建卻是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的。受高等教育整體發(fā)展趨勢影響，改革開放后的社會學發(fā)展往往更注重“工具”屬性，在研究方法上也偏“工科化”。

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xiàn)。比如，更側重研究發(fā)生在中國內地的具體社會問題，在方法上更側重定量，特別是以問卷調查和統(tǒng)計分析為基礎的研究等。但事實上，不管是剛剛興起之時還是當下，社會學更大的價值其實是給其他學科提供一種“母語法”。

比如，新聞傳媒學、管理學、商學等學科，其早期的許多經典理論都源于社會學家發(fā)展出來的各種分析視角和敘事語法，并且至今仍不斷從社會學汲取理論滋養(yǎng)。從這個角度說，社會學承擔的是整個社會科學的“母學”角色，它具有很大的基礎學科屬性。

這也是我在浙大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拓展社會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作用，彌補浙大基礎學科較差這一薄弱環(huán)節(jié)。

另外，雖然中國先哲思想中不乏社會學思維，但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卻源于西方。這使得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學研究無論是在研究課題還是在分析語法層面，都大量模仿西方，缺乏自身特色，在研究視野上也是更多集中于我國內地，對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以及國外的社會學研究相對不足。對此，我希望將社會學的研究視野拓寬至邊疆和海外，進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乃至話語體系。

應該說，多年來，上述工作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如今，雖然還沒有完全達成我的設想，但已經取得很多成績。

比如，目前浙大社會學系師生的研究視野不但深入到我國邊疆地區(qū)，而且拓寬到美國、俄羅斯以及中亞、南亞和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很多年輕學者的論文和著作已經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重視，浙大社會學系也在國際上有了相當?shù)闹?，這是很值得驕傲的。

記者： 除成績外，你有哪些遺憾？

趙鼎新： 最大的遺憾就是太累了。畢竟我們所做的事具有一定的開拓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與某些既定制度和規(guī)則產生摩擦，從而在客觀上大大增加我們的探索成本。

比如，為了避免學生和導師建立各種依附關系，我們在人才培養(yǎng)的探索中，規(guī)定博士生不是由某個單獨的導師指導，而是由導師團集體指導。這項改革雖然得到了校方的同意和支持，但在執(zhí)行層面卻遇到了很大的麻煩——按照博士生培養(yǎng)“誰是導師誰出錢”的傳統(tǒng)制度，導師團中該由誰出錢成了繞不過去的問題。這致使博士生乃至碩士生的大量培養(yǎng)經費最終不得不由系里承擔。

再比如，我們有些老師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時很難申請到國家層面的課題。為了支持這些研究工作，我們不強行要求青年教師在預聘期內申報課題，但是這類“不合時宜”的規(guī)定，其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這些年，類似的問題在我們的工作中并不少見。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并不難，那就是不要將教師的升遷與課題的“層次”和數(shù)量簡單掛鉤。事實上，這也是國際頂尖大學通行的做法。     

記者： 你在中西方均工作了多年，對比彼此的學術生態(tài)，你認為有哪些不同點？

趙鼎新： 近些年，我國在學術研究領域取得的進步有目共睹。但必須承認，相較于那些學術氛圍和學術積淀更加深厚的國家，我們在很多領域依然缺乏一種“專業(yè)感”。

以社會學為例，“專業(yè)感”的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理解。比如，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必須懂得，雖然社會非常需要社會學思維，但社會不一定需要社會學以“社會學系”的方式存在。因此，為了保持社會學專業(yè)的生命力，我們必須非常珍惜自己的學術榮譽和學術責任。

我曾在芝加哥大學工作了20多年，其間被不斷灌輸一種觀點，即芝加哥大學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的誕生地，這份“產業(yè)”和榮譽不能毀在我們手里，所以學者們對于學術研究非常認真，并且始終有某種危機感。

這種“認真”體現(xiàn)在很多層面。簡單舉例，在芝加哥大學，教師不管是給本科生、研究生寫推薦信，還是給年輕教師寫長聘推薦信，都會親力親為，認真負責，有時一封信甚至要花費幾天時間反復修改。反觀國內，這樣的現(xiàn)象卻并不多見。在我看來，其根源在于很多學者不能從一個“專業(yè)”角度看待自己的學術工作，對其也缺乏足夠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這一點還體現(xiàn)在其他方面。比如，國內有大量學術文章即便最終成功發(fā)表，其學術價值也不是很高。這是由于很多學者雖然把文獻梳理和“講故事”做得面面俱到，但視角和觀點卻不鮮明，并且缺乏一種“為什么這種敘事方式比其他方式要好”的反思，而這種反思是一名學者首先應當建立起來的。

這一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須知，人文社會科學雖然帶有“科學”的標簽，也會運用大量科學方法，但其最重要的價值卻在于視角、觀點和分析手法。一項研究如果缺乏視角、觀點，并且分析手法老舊，就肯定不會有太大的價值。

記者： 你認為應該如何提升學術隊伍的這種“專業(yè)感”？

趙鼎新： 在全國層面，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很難一概而論，但從我們的工作出發(fā)，有三點經驗可以借鑒。

一是在青年教師的論文發(fā)表上，要看重質量和學術個性發(fā)展，而非數(shù)量；二是主要請來自外校、人品和學問俱佳的學術委員會成員進行學術把關；三是不將課題和任何名號作為學術考核的標準。舉一個極端例子，即使某位青年教師拿到了多個國家級學術稱號，這些稱號也不會成為其在我們系晉升的重要指標。

記者： 你曾提到，希望用自己的后半生為年輕人營造一個相對自由的研究環(huán)境，你所指的自由環(huán)境是什么樣的？

趙鼎新： 在我的理解中，所謂自由環(huán)境首先在于內心，或者說學者的心中有沒有“自由”。說得更通俗一些，目前很多學者考慮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學術志趣，而是什么樣的研究課題更容易發(fā)表文章和申請項目、哪本期刊的標準更松、文章寫成什么樣式更能打動編輯、哪類學問更能名利雙收……當這些功利性的想法主導其研究時，學者便將自己束縛住了，導致其在學術研究上畏手畏腳、瞻前顧后，最終難成大事。

工作中，我非常支持周圍的年輕學者擺脫內心的這些束縛，同時，我們也招收了不少研究“冷門”議題的學者。這些學者往往并不是文章發(fā)表的“大戶”，但我們愿意為其提供相對寬松的空間。

此外，我國幾千年的傳統(tǒng)教育一直強調尊師重道、提倡長幼有序，這當然是一種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但并不意味著對此應刻板地遵守。

比如，在很多高校的院系中，青年老師“怕”大牌教授，不敢與他們接觸，甚至在他們面前唯唯諾諾的現(xiàn)象并不鮮見，對此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引導，并營造一種平等、輕松的氛圍。

我擔任浙大社會學系系主任期間，年輕教師背后稱呼我為“老趙”的大有人在。對此，我非但不生氣，反而會在他們未能及時“改口”時，與其開玩笑：“既然背后都叫了，便當面接著叫唄?！?/span>

再比如，我們搬入新辦公樓房時，按規(guī)定我可以使用75平方米的辦公室，但我堅持包括我在內的每位教師都使用相同大小的辦公室。結果是除了極個別老教授外，系內教師的辦公室均為15平方米。此舉同樣是為了營造一個平等的小環(huán)境。

記者： 你剛才提到的問題與當下的人才評價標準是否有關？

趙鼎新：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做一下中西對比。

歐洲情況我沒有全面了解。據(jù)我觀察，美國高校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教師考核評價標準。一般來說，越不在“領航道”上的高校，其對教師的考核標準越多、越“硬性”；那些頂尖美國高校則幾乎沒有什么硬性的考核標準，只要院系內的同事公認某位教師的水平高，即便是該教師并未發(fā)表多少論文或著作，依然會得到升遷。

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學工作期間，從長聘副教授一路升至正教授，再到講席教授。其間，我在出版英文版《儒法國家》一書前，并未發(fā)表很多文章，更多憑借的是與同事日常交流時所贏得的學術口碑。

從這個角度說，學術評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頭萬緒、五花八門，但最關鍵的標準反而是每個人心中的那桿“秤”。

反觀大部分國內高校，其教師評價依靠的依然是各種“硬指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屬于“無奈之舉”，畢竟如果不靠指標，學術團隊中的“學術守門人”必須足夠權威且公正。但目前，我們缺乏這樣的“守門人”以及相關環(huán)境。

記者： 在你看來，這是否是目前“破五唯”面臨的一個主要難題？

趙鼎新： 事實上，在國內學術界，我們對于本領域內同行的學術水平都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比如，浙大社會學系便請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組成了學術委員會。他們的資歷、視野和操守都足以勝任“學術守門人”的角色。當然，他們能發(fā)揮多大作用仍然是個現(xiàn)實性問題。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國內學術界，打招呼、托人情的現(xiàn)象并沒有絕跡，甚至可以說屢見不鮮，這一點毋庸諱言。這種現(xiàn)象會極大影響同行間的學術評價；此外，目前國內很多高校都在推行“代表作”制度，這當然也是為了擺脫各種“硬指標”，但“代表作”的認定仍然需要一位高質量的“學術守門人”作為前提。

注重質量評價是一條正路，但這項制度有效實施的一個重要基礎，在于要有一個公正、合理、有效的學術評價體系。

在這方面，我們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具體而言，就是要將權力下放，讓專業(yè)人員“守門”，不搞各種與利益掛靠很近的高位引導。否則，勢必會產生學者間的無序競爭，引發(fā)學術腐敗，甚至把青年教師和學生引入歧途。  

記者： 你認為一支理想的學術研究隊伍應該是怎樣的？

趙鼎新： 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因為人才隊伍的組成沒有一定之規(guī)，需要視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的具體情況而定，但我認為至少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還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共同點。

比如，我國正致力于在國際上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把中國的聲音傳出去。這無疑是必要的，否則便很容易在國際社會中陷入用人家的語言說自己的事情，或者“自說自話”的尷尬境地。

這給相關領域的學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研究成果要能出現(xiàn)在國際權威的期刊雜志上，或者由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出版社出版，同時也要在相關研究領域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上都有創(chuàng)新。只有這樣，才能在以西方為主導的話語體系中占據(jù)一席之地。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們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隊伍——他們要能夠真正深耕我國的國情，同時又能針對自身研究領域，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問題意識層面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進而將其研究成果用洪亮的聲音傳播到國際空間，掌握在相關領域的話語權。

記者： 在你看來，一個年輕學者的學術成長路徑應該是怎樣的？

趙鼎新： 我覺得一個人的學術成長要分若干步驟。年輕時，硬的要學基本功，軟的要學視野和學術人格。

所謂基本功，就是包括數(shù)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統(tǒng)計學、大數(shù)據(jù)等在內的各個學科和方法，年輕人需要廣泛涉獵，什么都要學，要博覽群書。年輕人的學術“野心”越大，其基本功的涉獵范圍也應該越大。

以我本人為例，我曾在年輕時大量學習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理科知識，這使我對17世紀后世界范圍內的科學史有較深的了解。如此一來，我能夠較為明確地錨定自己所作某項研究的意義。

除基本功外，年輕人更要拓寬自己的視野。從事學術研究，只有“野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很多學術研究領域，相較于“事實”，學者的眼界和視野是更重要的。很多學術做得很好的人最終之所以沒有成為“大家”，就在于他的眼界狹窄，缺乏反思，從而受到性格的局限。

曾有位我非常尊重的歷史學者在與青年教師交流時，將歷史學領域的基本功訓練比作鍛煉手臂力量——當一塊毛巾別人擰不出水，而你通過拼命擰又擰出一些水來，你就比別人厲害。

這個比喻非常生動，但我覺得還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我們可以在廣泛涉獵各種知識的基礎上改變自身視角，便有能力將放在烤箱中烘干的一塊毛巾擰出東海水。當你的視角改變、視野拓寬時，會對曾經熟悉的材料產生全新的理解。這是一種從“理學”到“心學”的轉型，而支持這種轉型的便是自己的學術人格。

一位學者的學術人格必須以唯物為基礎，而它的另一面則是學者的反思能力，或者說是“唯心”的一面。如果一位學者只有學術基本功而不具反思能力，便會是一個很“迂”的人；反之，如果只有反思能力而沒有學術基本功，便成了“野狐禪”。一句話，你的學術人格到哪一步，學問就到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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